孙磊:民居宅院设计中的和谐思想

2017-01-05


民居宅院设计中的和谐思想
——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社会服务办公室主任孙磊

    编者按:孙磊,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社会服务办公室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2年6月5日,“中国北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论坛”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围绕古村落保护相关议题记者采访了孙磊先生。

    记者:你在《民居宅院》曾提到乡土民居的地域性极其鲜明,你可否分析一下这种地域性形成的原因?
    孙磊:《民居宅院》这本书是潘鲁生院长申报的的教育部十一五重点社科项目“民间工艺文化生态调查与研究”中的子项目。站在“文化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对中国广泛散布在不同自然、文化环境中、尤其是北方乡土民居进行的田野调研和文化梳理。书中对中国一些典型地区乡土民居的地域特点、成因、建筑形制以及人文思想等都有所表述。
    提到乡土民居与地域性之间的谐和关系,牵扯到对很多问题的综合考量,比如包括地理、气候、物种等在内的自然物质因素,以及人类学、生活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在内的多种文化精神因素。中国民间乡土建筑存在和存续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承载了聚合自然与人文智慧、谐和生产与生活内涵的物化功能,其营造的思想核心就是儒家所讲的最终完成从“由人及物”到“成物成己”的深层次精神转承。
    乡土民居地域性文化形成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它既受制于村落当地多元的民众生活方式和生产习俗,也拘囿于当地多样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海洋文化、草原文化、中原文化所彰显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民居区域文化丰富多姿的形象标识。因此,中国乡土民居所反映出的成熟的营造思想和营造法式体系的形成,基本都来源于在客观环境规约下的民众主观的集体智慧创造,都脱离不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根脉文化的浸润耕植。民居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民居的灵魂,北京的四合院、陕北的窑洞、闽西的土楼以及赣南客家的围屋、皖南徽派建筑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中极具代表性的符号和文化载体。
    比如,素有“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之说的客家人的传统建筑样式-围龙屋,其建筑形式的成因就受限于颠沛流离所形成的“防御心理”和丘陵地貌的“自然条件”。因战乱饥荒等原因,从两晋到唐宋,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历经五次大迁移,先后流落现在的粤北、赣南和闽西一代。为防外敌及野兽侵扰,多数客家人聚族而居,采用中原汉族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技艺,根据当地丘陵地带或斜坡地段的特点建造围屋,主体结构多为“一进三厅两厢一围”, 上百户本族人同住在一个空间当中,共用一个天井,形成一个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小社会群体。客家围屋既保存了北方中原生活方式的“文化火种”,又融集了安全防卫、防风抗震、调节阴阳、冬暖夏凉的“生活功能”,它集家、祠、堡于一体,易守难攻,非常坚固,形成了“遵循传统、融合发展”的极具地域特色的建筑风格。
    其实,所谓的乡土民居的区域性也并非专指形式或风格上的多样性,它还无时无刻不反映着一个民族隐含、恒稳的文化趋同性。虽然围屋是中国乡土民居特色之一,形制也多种多样,但就建筑本身而言,它反映出居住者防御心理的群体意识,与中国绝大部分乡土民居和宫廷建筑所体现出这种“由内而外”的营造文化特点相一致。与西方大多建筑,基本没有院墙围护、突出建筑主体的开放性、注重建筑体量尺度等不同的是,中国乡土民居更多的体现出一种居住者与建筑之间“对话”的完整性,这种文化语境的完整性追求的就是房屋、人、自然三者之间的相处关系,即所谓的“和而不同至大同”的高超文化境界。
    记者:民居宅院从选址、规划、布局到建筑、使用、修缮,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追求和谐的思想,您能不能分析一下这种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
    孙磊:庄子有句至理名言,叫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说的就是人的行为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我想,丰富多彩的中国乡土民居体现的正是这种追求和谐的营造思想,正如你所言,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中,“造房子”和“过人生”一样,都是一种高规格的仪式,每一步都要非常讲究,不可乱来。所以,你就很容易理解,这种“和以济民、谐以济生”的价值理念,也会非常自然地贯穿于房屋从选址、规划、布局到建筑、使用、修缮的每一个环节。
    中国人在造房居屋的过程当中,相当看重主体与客体之间合理的匹配关系,两者自始自终都处在一个交互的“活态”文化氛围中。举一个案例,在中国乡土民居建筑构件体系中,“门”和“窗”对应人的“嘴”和“眼”,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十多年前,我曾去认真调研过陕北窑洞建筑中的窗格,当时走访了二十余个村落,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窑洞建筑中不论天窗、斜窗亦或炕窗、夹耳窗,其形态都是围绕由“+”或“×”形成的中心点来配置各种图像,每个窗的图像不管其外部形态如何,都具有严格的中心点。陕北民众称这个中心为人的“心窝窝”,并赋予其生命意识,使之具有人的灵性,窗子在民众意识当中其实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民间木作艺人在制作、固定、接合窗棂条时,是绝对不能用铁钉固定“窗心”的,按他们的说法就是“人不能钉心,钉心会死的。”在窗子“+”或“×”等符号支撑起的“微观宇宙”系统中,人处于绝对的中心位置,体现出人与建筑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
    以五行、八卦为核心构建起来的阴阳哲学观认为,整个天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围绕着人的本体往复运转,四时更替、阴阳化合、昼夜更迭、生生不绝。在时空永恒的循环转换中,民众时时感受到生命演化着的过程,得到了或生或灭、盈虚消长的信息;领悟了生命由萌生到旺盛再由旺盛到衰落的道理;更体会到新的代替旧的、后生续于前生的轮回关系。以“+”与“×”符号组构成的窗格体系,代表了五行的运转化合,生命繁衍。它是对朴素的生命一体化信仰为核心的原始意识的保留和发展,并最终使生命的意义变为衡量宇宙万物的价值尺度。这种普遍遵守的“物我一体、永续繁衍”和谐匹配关系,恰恰成为启发、指导民众营房造屋、住宅护院过程的不变信念和文化自觉。
    记者:现在很多历史名村正在慢慢的与商业结合,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孙磊:目前,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数据显示,随着无休止的城市规模化运动,当下中国平均每天约有300多个村落正在迅速地消失掉。处在社会结构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与传统文化资源的急剧衰竭,似乎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追朔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大规模衰竭的起因,不外乎是对两个“文化载体”的无节制式破坏:一是村落的消失速度过快;二是大量农民进城,转身成为产业工人。
    同时,一种更为可怕的鼓吹类似“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声音开始显现。这种杂音不仅是对全球区域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多样性的严重破坏,而且更是对人类文明行程的戕害和终止。
    在这样一个沉重的转型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科学的将村落文化的保护与适度的商业开发相结合;二是如何通过合理的设计创新及商业模式运作,在增加收入的同时留住更多的手艺人。文化村落和传承人,既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富矿”,又是文化资源创新转化的“肌体”,在城市化规模化发展和农民进城务工已成为当下和未来不可逆转的社会大背景下,政策、资本、文化、科技等要素必须进行创新性的组合,发挥政府、商业、文化创新机构、行业组织的引导、扶持作用,因地因项找准特色优势,避免“千村一面”或“文化面子工程”。
    当下,首先应站在公众利益角度,重点把普查、梳理区域性传统文化资源载体的工作与整合、创新公共政策工作结合起来;其次,应站在民众收益角度,重点将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的设计、创新转化工作与城市产业业态的融合、统筹规划等工作结合起来;再次,应站在文化价值观安全的角度,重点将包括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等无形的文化资源的传播传承与区域文化事业发展有关的科技创新、场馆建设等结合起来。传统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与科学合理的商业开发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各地情况不同,文化项目不同,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思路、手段就会不同。文化生态良性循环的前提是文化多样性,而承载、培育和传播这种文化多样性的正是广大的乡土村落,以及世代生活在这些村落中的民间艺人。因此,高扬善待、尊重、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态度,应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在未来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和延续的。 

                                          采访:张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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