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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 161 次】日期: 2017-01-12 14:01:29     

 

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研究报告

 

编者按:“舆情”一词,在网络上有多种解释。但在笔者的眼里,舆情的定义应该是:只有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并被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传播的事件,包括纯粹在网络上形成、发酵、扩散并造成影响的事件,才能叫做舆情。一般来说,舆情带有负面意义。

互联网发展战略已经被摆上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召开了一系列治理网络空间的高规格会议,推出了一系列清朗网络空间的新政法规,“微信十条”“账号十条”“约谈十条”等举措掷地有声,舆论正向引导作用积极明显。中国在互联网治理与发展事业上的战略部署,以及G20杭州峰会、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成功举办,引发全球高度关注。2016年,中国互联网发展事业迎来新的高峰,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内连续发表“2·19”“4·19”“5·17”等一系列重要深刻的讲话,提出的“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等新论断,成为了加强互联网工作的重要指引。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传承发展,充分体现出中央高层对互联网发展战略部署的精准把握。

舆情是考验国家互联网治理成绩的关键因素。如果说2015年是中国互联网舆情风起云涌的一年,那2016年则是中国互联网表面归于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一年。研究2016全年网络舆情事件,可以发现,2016年6月,成为了上下半年舆情骤热骤冷显著不同的分水岭;而2016年本身,则有望成为中国互联网自微博元年以来的前五年,到未来五年形势变化的分水岭。

一、总的形势

2016年,中国互联网出现从空间开垦扩张转向秩序重建的鲜明特点。研究中国互联网舆情大盘,总体上既有乐观可喜之处,也有艰巨挑战并存之处。笔者梳理全年舆情事件特点,综述如下:

1.国际角度,对外议题设置能力显著提升。随着国力提升,利用互联网对旧的规则加以修改与完善,并提出新议题、增加新规则,是我国必须加快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互联网发展战略在配合“一带一路”国家建设、G20杭州峰会、亚投行建设等重大事件中,正发挥着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可喜的是,在“南海争端”、“黄岩岛问题”、“香港占中”、“钓鱼岛问题”等国际议题中,中国通过主动设置话题、引导主流舆论、新闻发言人“呛声”等行动,掀起了浓厚的爱国情绪,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2.青年角度,90后有望担起舆论场主力军角色。当下,新一代青年网民越来越习惯扮演驳斥舆论戾气和谣言主力军的角色,主动策划的一系列正能量网络议题和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网上舆论引导作用积极明显。随着“80后”普遍进入而立之年,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愈发沉重,参与舆论争辩的意愿有所降低,“90后”成为接手舆论引导主力军的不二群体。2016年,“90后”团队策划的“帝吧出征”、“马克斯是个90后”等系列作品,展示出极富创造力、竞争力的优势,引领舆论潮流的能力已经显现。

3.资本角度,资本舆情陷入“舆论漩涡”。2016年,被网民深揪不放的最出名资本舆情,当属“赵薇戴立忍”风波,当网民对赵薇所作所为产生广泛质疑时,微博等舆论平台突然“风平浪静”,甚至一些帖文被瞬间“和谐”,让网民不得不对互联网资本间的关联产生遐想。在“六小龄童上春晚”舆情风波中,微博搜索与“六小龄童”有关的词汇,全部被导向百事可乐,被网民指责百事可乐存在借势营销之嫌。还有在“如家酒店女子遇袭”事件中,网络小说平台以及网络写手被指称是舆情发酵背后的主要推手。“支付鸨”事件虽来去匆匆,影响却巨大,更重要的是,“芝麻信用”确实在事后“红了”,该舆情也被部分网民说是资本反向营销。2016年自媒体营销事件也不少,例如“罗一笑带血营销”、“上海女孩逃离江西”,等等。
  4.网民角度,整体心态趋向理性平和。幽默、嘲讽、调侃、戏虐型的段子,一直是最具传播力的网络素材。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华北大雾霾等多起重大事件中,网络红黑段子层出不穷,甚至一度出现段子博弈对抗的竞争形态。观察微博、微信、论坛和新闻评论四大网上舆论主阵地,可以发现,网民在对待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观念渐趋成熟理性,爱国热情高涨,在“帝吧出征FB”、“南海仲裁案”、“烈士余旭感动百万网友”等热点事件中,理性、自信、健康的群体心态特征尤为鲜明。

5.智库角度,网络实践派专家数量匮乏。建设具有深度的舆情智库,正在成为各地政府、媒体、研究机构和网络平台越来越重视的方向。但目前,中国舆情智库行业缺乏门槛标准,“专家”结构、水平参差不齐,智库整体水准普遍偏低,能出高质量研究报告的智库屈指可数。舆情行业的快速兴起,对人才的需求愈发紧迫。与专职舆情研究员相比,网络实践派有着自身优势,他们来自网络一线,通过其接网气的微视角审视,能够得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和观点。如网络名人“悬壶问茶”发布的《网络舆情处置中的十大错误思维》,通俗易懂、见地深刻,在业界产生“刷屏”效应,就是典型案例。

6.技术角度,技术还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微软智慧账号“小冰”通过网络化的形态、人性化的问答,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吸引了一大批粉丝,进而获取大量网络数据。目前来看,国内企业想要做出“小冰”水准的数据收集机器人,精准分析出网民的群体分类、情绪特征、集体注意力等复杂信息,依旧任重而道远。舆情市场已经风生水起,但由于网络舆情的数据过于分散,关联结构过于复杂,舆情软件只能作为辅助工具,依靠软件预判或应对舆情都是不靠谱的行为。

7.“大V”角度,网络舆论场亟需专家型意见领袖。按照“大V”比例来计算,目前中国舆论场上的专家型意见领域数量明显过少。分析缘由,行业专家难以保证充足上网时间,对互联网生态及语言形态陌生,不能第一时间介入热点事件讨论,是其中的最重要原因。在互联网上,像“知识分子”、“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能够实时专业解答网民“刁钻”问题,并具有较强网络影响力的账号非常稀缺。
  8.明星角度,舆情是折损明星光环的杀手锏。很少有明星愿意卷入舆情事件,因为一旦卷入,能够全身而退的少之又少。尤其是明星自己“作”出来的舆情,更是“挖坑埋自己,作了必死”。2016年,最火的涉星舆情当属“王宝强离婚”事件,作为事件中的“弱者”,王宝强博取了大多数网民的同情,但随着舆情发酵,该事件也被少数人说是王宝强过度营销私生活。而“赵薇戴立忍风波”、“林丹出轨门”、“郭德纲和曹云金互撕”、“刘恺威被爆出轨”、“张靓颖结婚风波”等涉星舆情,更是当事人一方的全盘皆输。

9.社会角度,“吃瓜群众”成为舆情发酵的重要推手。中国有着基数庞大的网民群体,“爱看热闹”、“爱挖内幕”、“爱抠细节”、“爱爆猛料”是一部分网民的爱好。在一些偶发但具有非典型意义的舆情事件中,网民因为无意或有意的推波助澜,导致舆情不断升温“加火”,故而引发次生舆情。诚然,在历年的涉腐舆情中,“吃瓜群众”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随着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网上涉腐舆情的数量已大大减少,“吃瓜群众”缺少一致“围观”方向后,更多地转向对零散、特殊、偶发舆情进行辩驳“挖坟”,推动舆情向不确定的方向发展。

10.环保角度,雾霾危机变成不定时舆情炸弹。环保舆情,是唯一一个需要单列的民生类舆情。环保问题尤其是雾霾污染,已经成为“一触即热”的舆论焦点。2016年底,以华北为核心的区域大范围遭受强雾霾,网络上消极情绪广泛蔓延,“逃离北京”、“精英移民”成了广大网民的共同话题,调侃雾霾的段子爆炸式出现,成都等个别城市差点发生线下群体性事件,环保舆情危机压力巨大。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社会、民生等多领域的舆情,是一颗不定时的“舆情炸弹”。
  二、2016年中国15大舆情

舆情的前提是舆论传播,一旦舆论传播的“关节”被破坏,就能让舆情向坏的方向发展。舆论的“关节”,一般包括话语权、传播权、定义权、释义权、解读权等。梳理2016年全年网络舆情,笔者认为最典型的15个舆情案例,无不在舆论的某一个或多个“关节”上出现过问题。综述如下(根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排序):

一号舆情:“帝吧出征FB‘打台独’”。标签:舆情搭车。为反击蔡英文、台湾艺人周子瑜等人的台独行为,以“帝吧”为代表的大陆爱国群体“组团”赴国际互联网,通过刷诗歌、表情包的方式在蔡英文、爱国艺人罗志祥等人的facebook主页上“霸屏”。本次“帝吧出征FB”无疑是值得点赞的网络事件,但在舆情的后续发展过程中,小部分青少年的网络情绪被蓄意挑逗,一度诱导向“爱国极端主义”的方向发展。在重大网络事件中后期,舆情搭车,炒作新的舆论焦点,诱导舆论聚焦转向特定目标,是不良网络意识形态“‘投机性’介入”的一种表现。

二号舆情:“任志强”微博被销号。标签:标志性事件。任志强在网上的影响力极大。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的前一周,“罗亚蒙”、“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1”、“文山娃”、“纪昀”、“大鹏看天下”等一批账号被陆续关闭。一系列的动作,就像“大雨倾盆前的雷鸣阵雨”般,为“任志强销号”事件做足了铺垫。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初始阶段,部分“大V”策略性极强地推动“违反党内批评自由”等舆论伪命题,妄图形成舆论震慑。该事件将成为中国舆论场的标志性事件。

三号舆情:魏则西事件。标签:百度竞价。在“魏则西事件”被口伐笔诛后,百度搜索前几页结果显示结果居然是“百度回应魏则西事件”、“百度不是一切恶的渊蔽”等自我辩解的文章为主,甚至还有“看看这家上新三板的百度广告代理商”这样的软文来试图化解舆情危机。因为市场垄断,竞价排名成为百度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因为竞价排名,百度的行为一直饱受诟病。在发生魏则西事件后,百度利用自身优势,不断挑战着公众认知底线。
  四号舆情:雷洋事件。标签:全民侦探。相比“魏则西事件”中较为明确的责任归属,“雷洋事件”中的涉事主体则各执一词,为谁该为雷洋意外身亡负责而争执不休。该事件引起的“舆论涟漪”效应使得舆情不断发酵,而警方的舆情应对策略存在争议,客观上进一步撩拨了本来就敏感而脆弱的警民关系。雷洋事件的舆论热点一旦出现,就如一粒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本身可能并不甚大,却能荡起层层涟漪,其中每层涟漪都在激活新的补充信息点、唤醒沉睡的生僻知识点,最终形成新的舆论内容,这一过程不断周而复始,直至最终完成整个舆论话题的消费过程。

五号舆情:杨改兰事件。标签:盛世蝼蚁。个别媒体以《3年未获低保》、《低保被取消》等鲜明标题为引导,主观上推动舆情外溢蔓延。此类标题极具诱导性,且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对舆情发酵产生明显影响。在舆情发展后期,又有媒体指向农妇杨改兰丈夫的入赘角色问题,报道侧重其家庭情况之复杂,不少网友脑洞大开,设想其家庭情况成为悲剧产生的诱因。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媒体舆论未借助官方调查,却影响了舆情走势和网民情感态度,媒体舆论导向性值得商榷。
  六号舆情:罗一笑事件。标签:消费怜悯。从上午的满屏感动转向下午的满屏质疑,再到晚上的各方表态,罗一笑事件的舆情反转也就仅花了一天时间。严格来说,罗一笑父亲算不上是骗捐,也不是借病营销,他本应该客观阐述,却使用了营销元素,让自己从舆论获益转向被舆论暴力。用力过猛的网络募捐,用力过猛的网络感动,再变成用力过猛的网络愤怒,不明不白的感动变成义愤填膺的声讨。在网络上,一旦产生用力过猛的警惕,即使面对真实的苦难时也将失去同情。

七号舆情:和颐酒店女子遇袭。标签:高端营销。根据观察,该舆情在初始2个小时内产生了20多万次的转发,信息助推力量远大于一般网络事件的自然发酵速度。在“平安北京”发出第一条微博后,评论区被大量辱骂声音所覆盖。追溯声音来源,可以发现最早的转发均来自一些网站签约写手。该类账号一旦发出声音,即被大量点赞置顶,这已经大大超出新浪的一般信息导流和基本规则。

八号舆情:王宝强离婚风波。标签:自我消费。比起财产,“吃瓜群众”的不离不弃,才是王宝强在这场危机公关大战中最需要赢得的东西。公共舆论场的可怕之处在于,真相永远没有绝对,公众眼中的真相,永远取决于公众愿意相信什么。爆料、手撕,好戏连台的背后,是双方在舆论场上的厮杀角斗,如何得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才是摆在所有当事人面前一道难题。在该舆情中,因为王宝强“傻根的人设”,以及“马蓉宋喆”一方低级的舆情反击手段,成为了王宝强能够取信于公众,最终成为相对胜利方的两个关键因素。
  九号舆情:快播案。标签:“技术?”。很多网民轻易接受了“快播只是个播放器”的判断,以此为认知出发点,网络上为快播抱不平的评论和段子一直哄闹不停。诚然,技术的工具性,使其天生就拥有在法律上的“中立”。但技术中立也存在法律、道德上的界限。从法律角度来说,快播利用P2P技术播放平台,按照点击量把“热门视频”的缓存,存储于自己2000个服务器之中,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推荐和搜索向用户加以展示,这让快播从中立的播放器变为了实际的传播者。一旦相关资源涉嫌违法,快播很难规避法律责任。

十号舆情:上海女孩逃离江西。标签:戏弄舆论。假新闻的共同的特征是,炮制者为图一时之快,最终却割裂了社会、分化了舆论族群。“上海女孩逃离江西”这则刷爆网络的假新闻背后,其实是某些人规则意识的缺失。某些人视网络为不受管束的传话筒,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殊不知这样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营销事件背后,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舆情策划。媒体对网络营销群体和事件套路的不熟悉,以及抢新闻刷流量的动机,造就了这场可笑的舆情事件。

十一号舆情:高考减招风波。标签:国民利益。新闻媒体,是该舆情能够被有效处置的最大功臣。舆情爆发后,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积极报道事件相关进展,突出强调官方处理及回应相关内容。起初,试图通过政策解读来平息众怒,如中国网以《江苏高考减招不减反增其实录取几率增大》为题作报道,等等。在缓解效果不甚理想时,媒体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如常州网新闻《江苏高考今年减招?专家:客观增加六千人机会》等。该舆情是媒体的统一行动,作为舆论主阵地,媒体的抱团发力对缓解舆论风波,起到了直观有效的作用,舆情后期平稳过渡。

十二号舆情:聂树斌案。标签:时代悲剧。最高法罕见主动谈聂树斌案,对聂树斌案舆情的二次传播推动效果明显。 6月8日,网民对聂树斌事件的主动搜索次数逐渐达到高峰,随后迅速走低并趋于平缓,可见网民对此次聂树斌事件并未形成持续性关注。在聂树斌案重审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与官方微博、新华社、人民日报与头条新闻等媒体,将政府动态及时准确传递给公众,并开展交流互动,做到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推动网友热议方面的影响力较为突出。此次事件应对中,政府、媒体与网民三者互动良好,未见极端次生舆情出现。
  十三号舆情: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标签:反转肥皂剧。新年后的第一天,“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刷爆网络,与媒体广泛追求真相不同,网民则以“看连续剧”的心态围观舆情跌宕起伏。在该事件中,“裸抢”、“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网络名人以辩论形式推动着舆情后续发展,也推动舆情向“探究真实鱼价”等问题不断深入。该事件是对当地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的一次考验,通过舆情观察,涉事地的舆情应对能力和借势营销能力还有待加强。

  十四号舆情:校园霸凌事件。标签:官方姿态。在网上,“名校光环”意味着被监督和约束。可惜中关村二小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在舆情回应上官腔十足,例如“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关于我校以及相关事件的不实言论,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的权利”这句话,无异于向网民发起赤裸裸的威胁,触犯了网络众怒。官方声明通篇只有结论和态度,既没有对该事件核心事实的说明,也没有关于学校如何“客观、公正处理”的论证。在互联网时代,面临信任危机,涉事方声明“让教育问题回归校园进行处理”,难以取信于公众。

  十五号舆情:官员“抹香香”事件。标签:“黑五类”。长久以来,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和教师,一直被称为“黑五类”。但凡涉及“黑五类”的舆情,总有大批网络喷子嘲讽、咒骂、造谣,甚至展开人身攻击。“官员抹香香”舆情遭遇连续反转,正是议题设置“黑五类”的缘故导致。因为媒体前期报道内容不全面,报道角度存在争议,官员“抹香香”舆情在发酵过程中不断地被反转。反转舆情既伤害媒体公信力,更伤害权力的公信力。

 

栏目编辑:王志强     出处:中国网     版权声明     【返回】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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