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一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学家，是我国当代艺术学的倡导者和重要的奠基人。张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东南大学创办我国第一个艺术学系，并建立我国第一个二级学科艺术学博士点，培养几十名艺术学博士生，为我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为艺术学的教学与研究，均做出了杰出贡献。随着我国近二十年经济社会的发展，艺术学科亦得到快速发展，高等艺术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在高等艺术教育和艺术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建设双重需要的推动下，2011年，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与哲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并列的一个新的大学科门类。艺术学学科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发展时期。此时此刻，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为我国当代艺术学学科发展呕心沥血的张道一先生。 2001年庆贺张道一先生70周岁时，我曾著一文《张道一先生艺术学思想研究》，转眼又过去了十年，张先生迎来了八十华诞。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拟召开艺术学学科发展研讨会暨庆贺张先生从事艺术教育60年庆祝会，我将此视为向张先生学习的一个机会，试图探讨张先生的艺术学研究方法上的特征，著成此文，以算向张先生交一篇学习心得。
张先生之艺术学研究方法，有多个特点，我觉得其中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将艺术学的宏观理论思考与微观艺术作品研究相结合，将对艺术的逻辑研究、美学研究同对艺术史、艺术现象的研究相统一。这一方法论上的特征，使得张先生的艺术思想和艺术理论，既有艺术学逻辑理性深度和学科宏观思考的广度，同时又具有艺术史的厚度和对艺术现象艺术作品鉴赏的精度，因此张先生的艺术学研究是理性与感性的同一，概念与直觉的结合。这一特点，使其艺术学的理论思考与学术思想，具有坚实的艺术史料论据和艺术鉴赏与作品分析的有力支撑。
张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南大学建立艺术学系后，主编《艺术学研究》丛刊，思考建构艺术学学科问题。1994年他发表了《应该建立“艺术学”》一文，提出“艺术学则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它是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为有系统知识的人文学科”。①一方面艺术实践可以出理论，但理论是由个别到一般的上升，它要进入人文学科，没有更大的提炼和概括是不可能的。他经常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张先生将1994年成立的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看成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填补了一个科学空白”，他说东南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创建艺术系，其重点是培养艺术实践人才，那么90年代创建的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的重点则放在了艺术理论的研究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历史性的上升”。认为艺术学系放在综合大学中更有利于发展，它可以与其他多种文科相互影响，也可以与自然科学沟通，这对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张先生还对艺术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进行了思考，认为我们应该在艺术的各部门即在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电视、舞蹈等分别研究的基础上，着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探讨各种艺术之中的共性，由个别上升到一般，使之成为人文科学中的一个门类。他将艺术学研究的分支分为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评论、艺术分类学、比较艺术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民间艺术学。他还考虑到艺术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问题，通过交叉形成边缘学科，扩展艺术学领域和研究范围，形成艺术学新的学科，如中国艺术思维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伦理学、宗教艺术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市场学、工业艺术学、环境艺术学等。可以说张先生的《应该建立“艺术学”》一文，架构起了艺术学的理论框架。此文是张先生主编的《艺术学研究》丛刊的发刊辞。1997年，他又在《文艺研究》上刊发《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一文，进一步思考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艺术学，对中国的艺术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艺术之学诸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先生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宏观思考，对于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无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先生对艺术学科的理论思考还体现在对民艺学学科的建设及对美术学和传统艺术论等方面。他发表的有关论文包括：《中国民艺学发想》、《建立<民艺学>的必要性》《民间美术的二分法》《民间美术的价值观》《造物艺术论》《我说“大美术”》《中国汉字艺术》《中华传统艺术论》《艺术与考古》《美术教育的社会使命》等，这些论文对艺术学的相关学科的建设和理论研究均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例如先生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整体思考，具有深邃的见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宏观把握能力。记得1992年10月我在湖北美院工作时，曾到南京艺术学院去考察，周积寅先生和我一起到张道一先生家去拜访，那时也没有电话预约，我们直接去张先生的家，不巧张先生不在家，见到张夫人，我将我1991年新出的专著《现代艺术学导论》请张夫人转呈给张先生。1998年9月10日，潘鲁生兄正在张先生门下攻读艺术学博士学位，他从山东到东南大学，打电话给我，我来到南京，鲁生带我到东南大学张先生的家里，那是第一次见到张先生，向张先生讨教艺术学问题，并汇报我在湖北美院创办美术学系的情况，将我主编的《美术学研究》丛刊送给张先生。那次拜访我记得最深的是张先生向我谈到的传统艺术问题。他将中国传统艺术分为四大类，即一、以宫廷贵族为对象的宫廷艺术;二、以文人士大夫为对象的文人艺术;三、以佛教和道教等为对象的宗教艺术;四、以农民和牧民为对象的民间艺术。先生认为宫廷艺术是精雕细刻，炫耀身份、财富和权力，如院体画。文人艺术是自娱性的写“胸中逸气”，并形成诗、书、画、印结合的特点，文人的清高、气节、文思等品质也溶于其艺术之中。宗教艺术既利用宫廷艺术成果，也借鉴民间艺术的特点，采取最为大众化的形式而企赢得更多的信仰者。至于民间艺术则带有原发性，是大众的自发创造，构成民族文化的一个基础的层次，其特点是直抒胸怀，情感真切，质朴而纯厚，绝无任何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高雅艺术是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先生还向我读到，现在有的美术史论家所著的中国美术史，对民间艺术不够重视，只强调宫廷艺术和文人艺术，这是片面的。后来读到1997年底张先生写着的长篇论文《中华传统艺术论》，知道先生将近期思考的传统艺术见解向我进行面授。在此文中，先生提出：传统是民族文化赖以发展的动力，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艺术传统，传统艺术具有两个面即哺育和束缚，对待传统的两种态度即保守和虚无，艺术传统需要现代转换。并提出现代型的新的文化结构的构想，包括古代传统文化、近代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传统，吸收新的外国优秀文化传统，新的文化创造等内容，在这一新的文化结构中，包括文学与艺术。张先生在世纪之交，思考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新的形态，提出新世纪中国新的文化创造问题，是具前瞻性的。在此文中，张先生还对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将中国文化看成是“黄祸”的谬论进行了批驳。张先生预示：“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世纪，传统艺术也必将走向繁荣”。中国的传统艺术和文化蕴含巨大的创新能力，在继承与创造中，将不断更新发展，连绵不断、光景常新。
张道一先生一方面对艺术学学科和艺术学理论进行宏观思考，另一方面也对美术创作、美术作品进行研究。他曾跟随陈之佛先生学习图案，师从傅抱石先生学习绘画和理论，并给庞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