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长林：无私的收藏家

　　编者按：一个感人的故事胜过一打说教;一个精彩的人生影响一片人群。还是那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发掘三门峡这块土地上诞生的人文资源优势和精神文明楷模，培育三门峡精神，唤起三门峡人热爱家乡的强烈共识，激励三门峡人民在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中奋发有为，深度展示三门峡的精神风貌和城市形象，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三门峡日报社和三门峡电视台，开展了《精彩人生——走南闯北三门峡人》系列采访报道。从5月中旬启动以来，采访报道组先后赴北京、洛阳、西安、济南等地，对孙长林等部分从三门峡走出去，为国家和人民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士、成功人物进行了认真采访。本文《孙长林：无私的收藏家》为《精彩人生——走南闯北三门峡人》系列报道首篇。

孙长林先生参加活动照

孙长林捐赠的藏品“民间玩偶”

孙长林捐赠的藏品“白陶豆” （大汶口文化，国家一级文物）

    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家属楼的寓所中，我们见到了孙长林老人，屋内到处是书籍和他收集来的藏品。孙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穿一件有些褪色的红色T恤。看到家乡人，重病中的孙老有些兴奋。

　　在子女的搀扶下，孙老用略显颤抖的手为家乡人民写下了“无为不入世，有情始做人”的赠言。

　　这是孙老一生做人的格言，孙老总结自己的一生：“人来到这个世上，就要做点事情。我这一生，没做过多大事，只是赶在时代的前边，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922年4月14日，孙长林出生于河南省渑池县藕池镇(今天池镇)鹿寺村。他早年参加革命，在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的战斗中锻炼和成长。

　　解放后，他又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付出了满腔热忱。

　　他创建了国内唯一一所地方专科工艺美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为中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对他高度评价：孙长林是新中国工艺美术事业的一面旗帜。

　　他一生致力于民间工艺美术和文化的收藏与保护，晚年又将自己的毕生所藏无私捐献给了国家。

　　苦难深重的童年

　　孙长林的幼年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官僚地主的盘剥、连年的灾荒、日本鬼子侵华。深重的苦难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4岁那年，渑池大旱，严重的旱灾使农田颗粒无收。母亲杜氏带着孙长林四处讨饭。

　　回忆起母亲，孙长林的眼睛湿润了：“母亲带着我，提着篮子，还有一根打狗棍。那时家家都缺粮，十家有一家能给一点就不错了。有次一户人家给了碗底那么一点稀饭，母亲对我说：‘这个稠，你喝。’母亲就是这样对待孩子的，母子之情，我永远忘不了。”

　　7岁时，连年的饥荒使河南饥殍遍地，时任国民党河南省主席的张钫在河南省省会开封开粥棚舍饭，母亲杜氏又带着孙长林到开封吃舍饭。“所谓舍饭，就是每天早晨给你打一勺小米稀饭，叫你饿不死。”

　　当时开封城里有钱人出殡，要找人打灵幡，7岁孙长林举着沉重的灵幡从城里走到城外墓地，完了东家给发两个铜板。两个铜板能买一根油条，孙长林买了半根油条和母亲分着吃。

　　求学萌发抗日思想

　　10岁时，孙长林开始读书，在家乡渑池一个半私塾学校。

　　“第一次上学，没有学费，给老师磕个头，就当学生了。”

　　上完私塾接着读村里的完小，完小包括一至三年级的初小和四至六年级的高小。六年时间，孙长林因为成绩好跳过两次级。

　　15岁，孙长林完小毕业，要到县里上师范班。但家境贫寒，孙长林无力承担。校长看孙长林是个好学生，就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让他在学校做一些杂活。

　　“杂活就是给老师铺被子，倒尿盆，清理卫生，打扫校园，打上下课、上下班那个钟，寒暑假放假，我就住到学校里看校，就干这个。”

　　作为报酬，学校把半亩地交给孙长林耕种。

　　孙长林说：“当时我读古文比较多，记得王勃有一句话：‘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对我触动很大，是我学习的动力。”

　　师范班老师对学生要求极严，后来孙长林对很多古诗词、古文能够信手拈来，得益于在师范班打下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在孙长林的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当时，渑池鹿寺村南边有一个戏台，学校组织在那里演出话剧《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剧情表现的是日本鬼子侵占中国东北后，许多人背井离乡，主人公兄妹两人从东北逃亡到关内的故事，剧中孙长林演逃亡的哥哥。

　　投身革命走上革命道路

　　抗战开始不久，迎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长林的家乡来了八路军。至今，渑池县还有八路军兵站。

　　孙长林看到八路军到他们村收粮，收多少粮，就给百姓多少钱，和气、善良的八路军给孙长林留下了好印象。

　　1938年8月1日，薄一波创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招生，孙长林当即决定报考，那一年他17岁。

　　报考并被录取后，孙长林回家和父母商量。

　　父母问他：“你觉得呢?”

　　孙长林说：“我得去!”

　　父母说：“你想去就去吧。”

　　当天晚上，孙长林背着学校，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离开家乡。在两位招生委员的带领下，他们从观音堂坐火车到潼关附近，翻山越岭经过韩城，从黄河壶口瀑布一带坐小船渡黄河到达山西隰县。

　　“决死队”学习班的师资水平非常高，主要教员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北大一个60多岁的老教授给他们讲政治常识课，为学生讲社会进化史，让孙长林明白了社会是发展前进的，将来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使孙长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孙长林说：“在这里读了先进的书，我的思想就武装起来了。”

　　1939年春，国共合作开始出现裂痕。同年12月3日，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奉阎锡山命令，在永和地区袭击“决死队”，同时在隰县、大宁、永和等县杀害抗日干部，制造了著名的“晋西事变”。

　　“晋西事变”后“决死队”培训班无法继续学习，孙长林被分配到八路军115师晋西支队政治部任通讯员。当时政治部宣传科的干事都是有名的知识分子，如干事阿斯、潘也如、韩川等。因此，孙长林的文化素养迅速提高，为他日后投身教育事业，投身民间文化收藏打下了坚实基础。

　　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

　　回忆起当年的战斗生涯，孙长林非常动情：“部队从晋西南转战晋西北，11月河里结的都是冰，我穿的还是单衣。过封锁线时，敌人机枪大炮追着打，我掉进河里，爬上岸走路时衣服结冰哗哗地响。”

　　“在过山西绵山时，一个人带一个炒面袋，饿了就抓一把吃。吃了没水喝，渴比饿还厉害。实在走不动了，指导员在后面喊‘不走就要死。’山坡上骡子蹄印里有点水，赶紧喝了，总算是过了绵山。”

　　孙长林感慨：“人这一辈子啊，怎么死很难说，有多少战友都倒下了。”

　　有一次，他们遭遇了石友三的卫兵团。

　　石友三，字汉章，是吉林长春人，一生曾先后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共产党，又先后背叛，被人称为“倒戈将军”，是个有名的大汉奸。

　　孙长林回忆：“他那个部队厉害，一人一个大刀片，冲锋时把枪放下，抡起大刀往前冲。”

　　“我们一个人带三盘子弹，还有机枪，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主力部队，不知道我们的力量这么强。地里的高梁秆都被打断了，打的敌人成片倒下去。”

　　1940年冬，部队与日寇激战数次之后，转移到了沂蒙山区费县天宝山一带进行休整。随后的两年，孙长林的部队一直在山东费县一带对敌人进行流动战争，这是孙长林军队生活中最困难的时期。

　　1941年，孙长林的母亲过世，由于家乡渑池是敌占区，孙长林无法回家，对母亲的怀念和愧疚成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革命队伍的第一批税务干部

　　1942年秋，孙长林部转战江苏苏北的赣榆县一带。1943年2月26日，师晋西支队整编为115师教导2旅。

　　1943年，根据地在滨海地区成立贸易税务局，这是全国第一个在根据地搞的经济建设试验点，组织抽调了近百名干部充实到该机构，孙长林是其中一员。

　　滨海贸税总局工作主要分两块：组织商业贸易，负责征收地方上的屠宰税、出口税、盐税、香烟税。就这样，孙长林告别军旅生活转入了地方经济工作。

　　1944年夏季，上级组织决定在山东诸城胶县边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孙长林被派到诸胶边区开展工商税务工作，担任滨北分局诸城直属站站长。当时只有孙长林一个人，是个真正的“光杆司令”。

　　赴任前，组织给他配发了一支土造手枪和五发土造子弹。

　　诸城直属站只有一个村子能活动，周边全是敌占区。

　　孙长林说：“就像《亮剑》里说的那样：‘给你人，给你枪，还要你干什么?’我到直属站就开始搞枪、发展队伍，那时就是这样开展工作的。”

　　他听说邻村一个敌团长回家了，身上有支手枪，就连夜带三个人抓了那个敌团长，缴获了一支马牌手枪，还有二十粒子弹。这时，他试了试配发的土造手枪，结果五颗子弹全是瞎火。

　　就这样，孙长林发展起一支十多个人、十几杆枪的队伍。

　　1944年下半年，诸南县局在六汪集成立工商管理所，孙长林任所长。六汪集是胶南县的一个镇，地处丘陵地带，北面二十多里外就是敌人的据点。

　　斗争非常残酷，孙长林根本不敢在一个地方过夜。他的副站长、通讯员先后被敌人打死，他自己几次死里逃生。

　　对文物的保护和收藏

　　1949年，孙长林跟随部队进入青岛，分配在青岛进出口外贸局担任调研室主任。时年27岁的孙长林不抽烟、不喝酒，就喜欢买一些小物件，这就是他收藏的开始。

　　1958年，孙长林调到烟台工作。根据烟台地委专署的决定，他部署建立起烟台专区文物陈列馆(烟台博物馆前身)。

　　在孙长林的领导下，专区博物馆征集、收购、抢救和保护了大量散落在民间的珍贵文物。

　　一次，孙长林发现黄县丁家存有70多件旧字画，准备当烧材用。他立即通过行署拨专款将这批字画收购，著名佛教题材古画《红衣佛像图》便在其中，还有许多字画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孙长林调离烟台时，还把自己许多藏品无偿捐赠给专区博物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许多领导人到烟台，均对孙长林的文物保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在文物保护和收藏方面，孙长林出手大方。

　　一次到济南开会，他在济南文物商店看到一幅徐渭的花卉长卷。这幅画是徐渭晚年的重要作品，要价600多元。这对当时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的孙长林来说是个很大的数字。

　　孙长林卖掉了自己收藏的两幅明代画，拿出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一笔钱，才买下了这幅画。

　　在烟台工作期间，孙长林的工资是比较高的，他却因为买艺术品经常向同事借钱买饭票。孙长林一家的生活非常俭朴，孩子们穿的衣服总是补丁加补丁，好在妻子、孩子对他十分支持。

　　孙长林说：“文物到了我手里，那就是珍宝!”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中，我们应该感谢孙长林这位慧眼识宝的文物专家，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珍贵文物得到了保护，使这些中华文明的精粹得以传承，并得到新生。

　　孙长林和艺术家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