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张道一先生的治学之道
——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
编者按：2021年11月19日，“张道一从教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会议期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女士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问：您和张道一先生相识的机缘是什么？
答：我早年是在景德镇陶瓷学院读的硕士。一开始学习绘画，后来到陶瓷学院学陶瓷，因而我的陶艺雕塑是跟绘画结合的。在我读硕期间，做了批创作，获得了15个项奖。当时有人愿意出资帮我出画册，那个时候出画册很难，我觉得是好事。那么请谁来写序呢？当时有人就把张道一老师介绍给我。张老师十分认真地为我撰写了序言。这就是我和张道一老师的第一次相识。
问：您觉得张道一先生具有怎样的人格魅力？
答：1993年我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在那里师从田自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张道一先生时，他非常高兴。张道一先生曾于1956年赴北京，在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美术史论研究工作，期间得到了著名工艺美术家庞薰琹先生的悉心指导，并认识了同是搞工艺美术研究的田自秉先生。正因为他是田自秉先生的老朋友，对我也就越加关照了。
那个时候从景德镇到北京没有直达的火车。每次我都要到南京转车，一般是上午10点就到南京了，但直到傍晚才有火车去北京。于是每一次到南京转车我都要去张道一先生家去聆听他的教诲，顺便混中午饭吃。张道一先生晚上睡得晚，早上也起得晚，我每次到他家他都是刚起床，在吃早饭。吃完饭，我就跟他汇报我的学习情况，然后聆听他的教诲。基本上是他在说，我在听，他口才极佳，知识面也非常广，一讲就几个小时，让我受益匪浅。他对民间艺术非常重视，认为无论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还是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宗教美术，都是在民间美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吸收了民间艺术的营养，所以，民间美术是一切美术的母型。
问：张道一先生学术研究的旨趣是什么，您认为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有哪些？
答：张老师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他谈的造物论。我读博士期间利用每一个假期去考察景德镇民窑文化，就是受了他的影响。那个时期他非常关注艺术与造物的关系，于1989年在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造物的艺术论》的论文集，他的这一理论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新工艺文化论——人类造物大趋势》就是受了他的造物论的影响。
张老师还提了一个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他认为，所有的民间艺术是根部的艺术，是人类最早的文化，是人类的根部的文化。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很困惑，我们跟国际接轨以后，走向了工业化，那我们的传统文化怎么办？我害怕大家会把它忘记，于是当时就开始做工匠的口述史。当年很多做陶瓷的工匠都是经历过民国时期的老艺人。后来我在做工匠的口述史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工匠虽然是我们家乡的人，但事实上跟我并不在一个语境里边，我们的经验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那个时候我还到陶瓷学院读过书，也懂得陶瓷的术语，但是我的这套术语是学校正规教育的术语，是一套世界通用的术语。但工匠师傅们有自行的一套术语，那套术语跟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发现我进入了一个“异文化”空间。张道一老师认为民间艺术最重要，所以我就选择了记录景德镇的民窑的知识体系，因为我觉得这是更接近根部的一种文化。
我后来到北大去跟随费孝通先生读博士后其实也受张老师影响，因为张老师认为艺术应该是交叉学科，我们不能光看的艺术本身，他当时提出了艺术学科交叉体系。受他的影响，我觉得旧艺术观念是谈不清楚艺术的，也许人类学可以给我一套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我就选择了人类学作为研究切入点。学了人类学以后，他听到消息后也挺高兴的，非常鼓励我。
问：张先生在您求学路上提供了很多指导。工作以后，跟张先生接触的机会还多吗？
答：我从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便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在这期间我与张道一先生还有过三次缘分。一次是1998年我和丈夫朱乐耕在景德镇成立了一个民窑艺术研修院，我们当时收集了历代景德镇民窑瓷器，打算以那里为据点长期研究景德镇民窑。我们召开过多次国内外的学术会议，我们曾请张道一先生来参会，并把当时对景德镇古陶瓷颇有研究的曹建文老师介绍给了他，后来曹建文老师考上了张道一先生的博士，随后张道一先生在景德镇陶瓷学院的知名度大涨，又有几位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老师去考张道一先生的博士。现在张道一先生为景德镇陶瓷学院培养的几位博士生都已成为该校的骨干，这里面也有我与张道一先生之间的缘分。
第二个缘分就是联系学科授权单位事宜。当时张道一先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要申报成为艺术学一级学科授权单位。当时主管科研和教学的张庆善副院长知道我和张道一先生的关系，让我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去向张道一先生汇报情况，最后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实力和张道一先生的支持顺利的成为了艺术学一级学科的授权单位，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科研和教学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一个缘分就是我万万没想到，前年我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聘为首席教授，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这正是张道一先生所期待的交叉学科之一。我没想到能到当年张道一先生向我介绍过的，他曾引以为傲的单位来工作，这真是冥冥中的与张道一先生的又一个缘分。
问：张先生学术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您认为最重要的贡献有哪些？
答：从专业上来看，张道一先生是学习工艺美术专业出身的，但他所取得的成就远远溢出了他所学的专业。这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后来了解到，张道一先生曾师从陈之佛先生，陈之佛先生曾是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到1956年在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任系主任，是个大学问家，专门研究图案。张道一先生1953年跟随著名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学习图案和美术史论。在张道一先生众多的头衔中还有一个图案学家的称号。记得当年我去他家，家里到处都装饰着一些漂亮的图案，案头也常放有一些图案研究的书籍。他曾说，从成就来看，中国人写的图案书主要集中在解放前出版，我一共收集到54种，我都读过了，但是真正能够把图案里面的一些原则，一些法则能够理解的不多，真正比较高的还就是陈之佛、傅抱石他们这些人。到后来年轻一代都不重视图案了，原因是大家都仅仅把图案当成一种艺术形式却没能真正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含义。故此，难以有深刻的研究。
通过各种装饰性的表演和装饰性的图案，使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仪礼和器用里都弥漫着传统文化中的礼乐制度，理解这一问题很重要。正如钱穆所说的，唐、宋以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他们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以礼乐代宗教，也是一个艺术代宗教的国家。当我们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表面的形式是艺术，但实际背后却链接着一个巨大的意义系统。也因此，中国的艺术是人生的艺术，中国人的人生往往也是艺术的人生，因为其是生活在各种表演艺术和纹饰艺术的符号之中。
而张道一先生是深谙这里面的学问的，所以他从图案出发今儿关心到有关人的衣食住行中艺术的研究，这一研究视角使他将艺术的研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空间，也使他进一步成为集书斋型和田野考察型为一体的、理论与实践兼顾的、重视身体力行的学者。如他在民艺学的定义问题上，则比较慎重，认为不宜先下结论，“须要充分做调查研究，弄清一些局部的、历史的合格层次、各方面的概念，须要作知识的和经验的积累，以至理论的提高”。
问：您对山东工艺美院的印象如何？对同学们有何寄语？
答：我对山东工艺美院潘鲁生院长印象很深刻。我知道他是张老师的学生，所以他是最早写《民艺学论纲》的人，当时张老师拿给我看，说这是他的学生写的，所以我对民艺有了印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最大的优点，是在于收藏了好多民间的衣、食、住、行、用的物品。我觉得这所学校的院长是很了不得的人，所以我也关心到这个学校了。
我觉得同学们对民艺的关注可以更加深入，既要关注器物的技，也要关注器物的道，器以载道。过去，我们受西方现代设计影响太深，我希望今后的大学生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有文化，更懂得传统。同学们今后可以通过关注工艺美术入手，学习掌握设计文化，就像张道一先生一样，从图案入手开展造物文化研究，这是我的期待。（采访策划：韩明；采编：孙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