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潘科是摄影界有广泛影响的“陕西群体”重要成员。1986年与侯登科合拍的组照《出征》曾引发中国新闻摄影观念变革的大讨论，1988年作为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参与新时期标志性文化事件——《艰巨历程》摄影展，2008年创办影像学术丛刊《照&相》并出任主编。在2012年第四届中国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上,潘科策划的《底片——探寻熟悉的陌生人》在济南展出，并出版了同名书籍。这次的摄影展和这本书籍主要是从研究著名摄影家侯登科、胡武功的底片入手，以采用底片比较、多底关联分析等研究方法为主，辅以被研究对象的文论、日记等文本互证，试图还原摄影作品的产生过程，剖析摄影家的思考与拍摄，追寻他们的性格与精神层面的特质。2012年10月，潘科出席第四届中国（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暨齐鲁国际摄影周活动，记者在现场采访了他。 

    记者：您这次策划的《底片—侯登科与胡武功影像学术展》，主标题是“底片”，那么底片作为影像的最基本载体，您是怎么更深层次定义它的？
　　潘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摄影理论研究长期存在大而化之的习惯，从一些很笼统的意识形态概念中去判读摄影家，我觉得这个会有问题。真正要进入到学术层面，它必须要具体化，要有翔实的东西去做支持。就好像考古一样，你需要有充分的出土文物，查阅相当数量的文献记录，进而才能找到它们的逻辑和联系。刑侦也是如此，证据有时候细微极了，但是非常有说服力。
　　记者：底片是一种证据？
　　潘科：对。你不能光凭自己的感觉说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和胡武功非常熟，我这次展览的副标题为什么叫“探寻熟悉的陌生人”？你觉得和他非常熟，很容易根据惯有的印象去解读他，可靠不可靠呢？这只能做一种参照，还不是最重要的依据。最重要的依据是，你哪怕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你看见他大量的底片与手稿，判读他是怎么去思考去实践，所以我觉得找到研究方法的转变是比较重要的，这种方法的转变其实也是学术观念的改变，才能够回归本体层面进行研究。
    记者：您说到了本体，那么什么是摄影的本体？
    潘科：我们说摄影的本体，其实是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方面是追寻摄影家个人的主体性，这一定是本体之一；另一方面是探究他所使用的媒介特质，拿摄影来说它是有一定物质性的，这种东西可能承载什么，如何承载？这个就是本体。我们在说本体的时候千万别把这两方面厚此薄彼的只说一个。现在我很担心一种现象：一说到本体，就认为是回到光影、回到影像的技法上去，这些其实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本体一定还是人的主体性与所用材料的可能性构成的，从两个方面的探讨这才真正是本体。
    记者：这次展览是怎么体现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回顾与展望，回归摄影本体”的？
    潘科：如果我们要回归本体，我们就需要做具体的工作，做个案研究，首先是分析大量的底片和样片，然后根据他的手稿、文字、访谈，再根据过去的印象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可靠的依据。所以我认为这是研究摄影个案的必由之路，不可能跳过这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你过去的有些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解读关键点，有些印象却不一定准确。通过仔细研读他们的底片，你甚至会发现连他自己有可能都不察觉到的某些特质，因为他在实践过程中，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想的很明白再去拍，摄影是实践性很强的东西。直觉非常重要，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说，你会发现重新研读这些底片的时候，慢慢地发现他们最大的特质是什么。我做这个事情最重要的目的还是想回归到学术化的研究，你真正的回归到学术化的研究也就回归到了摄影本体上去了。
    记者：侯登科与胡武功的语言分别有什么不同？
    潘科：胡武功是用情节性去记录社会现象的，他注重的是情节性所带来他感兴趣的那一瞬间的隐喻，照片出来之后，这个情节又反映出社会本身某些更丰富的东西。侯登科一开始也是这样，但是他后来改变了。他摒弃情节性，追求自然状态的形象。他们都坚信生活中给予东西比自己设想的还要丰富，这就可以发挥纪实摄影的特点。这和绘画不一样，如果画家想象力不丰富，作品就不可能丰富。对摄影来说客观事物的丰富性、深刻性可能超过摄影者自身的构想，所以他们都说“重要的就是记录”。你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压抑住了自己的主观表达，实际上，成熟的摄影家不可能避免地凸显出自己主观选择的倾向，也不可能屏蔽掉社会给予它的这种丰富性，这样结合在一起，片子就耐看了，他们的性格不一样，他们成熟期的观察方式和工作方法也不一样，这是好事情。外界过去一直以为“陕西群体”好像月饼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实际上经过细致的底片研究，会发现非常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恰恰是他们的可贵之处。因为他们在那个年代，缺少外界资讯，完全凭着自己的感悟和探索，用生命的长度不断地“试错”，通过这样的方法摸索出各自的道路，作品弥足珍贵就在这里。
    记者：从宏观上，侯登科与胡武功的相同之处？
    潘科：他们生活在共同的一片土地上，社会交际范围、本人社会地位和人生经历，还有他们内心的那种追求，相似的地方非常多。因为相似的地方非常多，所以就成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朋友，就有了“陕西群体”。“陕西群体”不是泛指陕西的摄影人，重要的是内心的价值观趋于一致，“陕西群体”的思想核心是强烈的批判意识。
    记者：您策划的这个学术展对当下纪实摄影的研究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潘科：一个参考而已。我的研究是给出一个分析，而不是定论。你的分析有可能启发别人的思考，而不是指导别人思考，我不赞成说对当下纪实摄影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这些年我一直在回避这样的目的。别像高中物理一样，只有通过公式的推理得到很多理论来告诉这题该怎么做，不是这样的。尤其是从事精神创作，更不是这样的。重要的是摄影人的实践。包括我们自己，归纳出理论的东西也是经过实践之后的认知，而不是说按着这个理论去指导实践，这不是一个前后关系、更不是高低关系，这点一定要和年轻朋友说清楚。理论家、评论家他们是另外的体系，他们研究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拓展精神丰富的可能性。用我自己的话说：我不是在寻找真理，而是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如果我是在寻找真理，那我一旦找到了就必定指导你，你不能反驳它，你怎么可能反驳真理呢？那么我就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民主思维吗？这是君王的权威！我想成为胡、侯两位摄影家的研究权威，不允许别人说不一样的，这太可怕了。如果我苦苦追求的就是想指导年轻人搞实践，这同样也是很可怕的念头。我只是想进行认真严肃的研究，为别人提供一些参照：哦，潘科还那么说过，或许对我有点启示。
    记者：您认为当下的摄影理论和摄影研究如何才能转化成纪实摄影界的"生产力"，真正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
    潘科：我们老一代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你们年轻人是“正在进行式”。“正在进行式”看待这些“过去式”不过是想从我们的人生过程中得到某种借鉴与启发，而不是什么指导。因此也就不存在转化成纪实摄影界的“生产力”的问题。精神的产生和物质的生产是有很大差别的，他们特质是不一样的。因为特质不一样，所以我们才要研究本体，本体就是这种特质不一样的什么地方，然后追问它能丰富到什么程度，而不是想统一到哪个方向。我是在研究精神嬗变的规律与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这样它应该就接近科学了，就可以说这是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而不是一种“忽悠”。你不用口头强调要回到本体，这样做必然踏踏实实地回到了本体。
    所谓学术展，也很难想象通过展览就把某种学术观念充分展现出来，最重要是那本书（指《底片——寻找熟悉的陌生人》），因为书上能说得更加深入和准确一点。我希望书和展览相辅相成。

采编：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