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张道一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史论家、艺术教育家，我国当代艺术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曾连续三届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华美学学会第四、五届副会长。获中国美术家协会“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导师奖、全国图书大奖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长期在母校南京艺术学院任教。南艺百年校庆前夕，张道一先生欣然接受集体采访，畅谈他所经历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习和教学生涯，为我们留存了一部珍贵的校史文献。本文是根据这次专访中张道一先生的口述录音整理而成，经张道一先生审定，特此发表以飨读者。

我生于1932年11月，家乡是山东省济东县九扈区九扈乡九户镇(现属邹平县)。我家乡的济东县，是在1945年10月解放的，当年就建立起民主政府，包括范围有济东、邹平、耀南（长山）三县，当时均属山东解放区渤海行政区第三专区（后改称清河专区）。我的祖父和父亲主要靠卖炭为生，家境一般。后来，祖父和父亲转到济南经营买卖，我们全家也随迁到了济南。济南是在1948年9月解放的，我大哥张道同就在那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特种兵，在高射炮团服役，我堂兄张道修在黄河春工指挥部盖家□大队务工，我们家在解放初期算是较早与革命结缘的家庭。刚解放那会儿，我在济南私立立达中学读书。我喜欢文艺，尤其喜欢画画，在读到初中二年级时，也就是1949年春，我在济南的报纸上读到华东大学文艺系招生的消息，便去报考，当然立达中学也给予了积极的推荐，结果被华东大学文艺系录取了。进入华大学习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认识到了许多原先在家乡和初中根本不可能知道的革命道理，是我人生重要的转折时期。记得在华东大学二年级时填写过一份学籍卡，我曾写道，“解放后，在立达毕业时，便抱着模糊的思想，考进了华大，可说完全抱着学业务而来的，经过一年的学习，认识了党和团组织的作用，知道他是真正为人民的。同时，个人也迫切地要求进步，改造自己，在一年的考验中，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通过了十个月的学习和三个月参加土改运动，认识了政治学习的重要，也见到了自身的很多缺点，决定在革命的熔炉里努力学习政治和业务，改造自己，更多地去为人民服务”。这是我青年时期人生旅途的一份思想记录，它虽幼稚但十分鲜活，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一、1949-1952年在华大和山大学习

在我印象里，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华北和华东有两所著名的文科大学，一所是华北大学，它是由延安陕北公学沿革而来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部分；另一所是华东大学，这所学校的历史几经变迁，先是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华东局决定，以山东大学渤海地区的部分留守人员为基础，并集中原来的一些教师，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新成立的潍坊特别市组建华东大学，任命韦悫为校长，张勃川、李宇超任副校长。学校最初设有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三个临时研究班和两个预科部。到了这年9月，济南解放了，学校自潍坊迁到了济南，与设在济南的教会学校齐鲁大学合一个校园办学，学校的办学环境和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学校系科也扩大为文学、社会科学、教育三个学院和文艺系，还有一个研究部。那时所谓的大学实际上是革命干部培训学校，学制由半年到两年不等，主要是适应解放区和即将解放的国统区急需干部的培养需要。华东大学迁到济南，这里是山东解放区的中心区域，也是许多革命力量聚集的地区，中共中央所设的华东局也在济南，代表中央管辖新解放的山东省全境，还有苏北和皖北解放区的工作，后来管辖的范围更大了，包括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和江西，其实1949年初，这个区域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完全解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华东局迁到了上海。

华东大学校园（1949年照片）

我是于1949年6月考进华东大学的，当时华东大学在济南没有自己的校舍，是借用齐鲁大学的部分校舍办学的，和齐鲁大学在同在一个院子里，校门左边挂着华东大学的校牌，右边挂着齐鲁大学的校牌。齐鲁大学是由外国人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创办时间比较早，好象是1904年，当时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开办，据说历史比金陵大学还要悠久。有意思的是，当时华东大学的学生是穿着军装，齐鲁大学的学生穿着洋服，学校中间一条主要马路分开，景象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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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生中有一半原来都是大学生、中学生考进去的，入学考试较为容易，初中都可以考进去，进去后先到社会科学院的第一部、第二部，进行轮流学习，既补习又是进行思想改造，几个月后分配到文艺系。1949年那会儿，在济南的文艺圈，一个就是华东大学文艺系，另一个是山东文联的人民剧团，好象还有一个新安旅行团。这个新安旅行团很有名，它早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文艺团体。1935年成立于苏北淮安。该团是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和宋庆龄、陶行知、郭沫若、田汉等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的，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在全国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足迹遍及上海、南京、北平、兰州、西安、武汉、桂林等大中城市，甚至还去过内蒙古、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的农牧地区，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该团是1946年9月随华东野战军北上到山东的。

当时在济南就是这三个单位招生，我是直接考到华东大学文艺系的，为何选择华东大学文艺系呢？我当时不知道文工团的性质，只是在校学生，觉得考学校是自然的事。我在济南读的是一所私立中学，当时学校一共选送了我们11个人去考试，我和一个女生考取了华大文艺系。我们一入学，既是华大学生，又是文工团团员，所以大家都穿军装，有的扎个皮带，有的扎个布绳子，还有扎草绳的，什么都有，同学之间也不讲究，学校发什么就扎什么。对于穿着军装是有严格要求的，我是从学校直接考进华大的，对部队上的要求一无所知，因此刚开始那会儿，经常有解放军的纠察队抓住我们，我想我又不是当兵出身，干嘛抓我啊。后来经过学校教育，知道我们华大就是准军事院校，是按部队要求学习和训练的，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我平生接受部队训练较为严格的几年，严格要求、雷厉风行，养成了军人的生活习惯。那时的军事院校都是供给制，华大也是如此，每年发两套衣服，春夏和秋冬两个大季节各发一次，单衣和棉衣，每个月的吃饭是集体包伙，不要钱，其他生活费用还给一点零花钱，解放区的学校都一样。我们的教员算是干部，所有的干部也就分为两个级别，一个吃大锅饭，一个吃小灶，一般连级干部以上就可以吃小灶了，所谓小灶，也就是菜是单独烧的。我们吃的是大锅饭，也吃窝窝头，三天吃一次馒头，米饭不多。肥皂等生活用品每个月要在饭费里面扣，这种供给制一直到1953年，才改成工资制。

华东艺专（无锡社桥校扯大门）

华东大学的教学不像正规学校那样按部就班，主要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制订学习计划，有点类似于训练班。华大除了前面提到的系科和社会科学院以外，还有一个教育学院，主要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好象还有一个研究部，是将社会上暂时没有安排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工作的部门。我们文艺系比较特殊，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就是配合开展的各项思想改造运动，对内进行阶级教育、演出，对外参加社会活动。我刚进学校对什么都感兴趣，记得学校戏剧组和音乐组经常找我参加演出，我也十分乐意，我和一起考进来的女同学参加《白毛女》演出，她演白毛女，我负责画布景，那个时候没有舞台灯光变换这一说，更没有放映舞台布景的幻灯片设备，舞台效果全是靠手工绘制的。一场戏下来，就要跟着赶紧变换天幕。更有意思的是，舞台的声音效果也全靠手工来做。比如，用打柳条的方式来制造下雨时的声音；拿条很粗的纱布用两个木轮子裹紧在那里来回摇晃制造刮风声。雷电声音就更是特别，当用好几只汽灯同时一闪照亮时，就是在一个大的铁皮上敲击，这就弄出雷电雨声。我摆弄这些舞台布景道具的空隙，还要出演群众，像《白毛女》里和大春一起干革命的青年人。那时的《白毛女》是歌剧，我几乎能把全剧的歌曲哼唱出来。当时也没有录音机之类的东西，全部演出都是现场伴奏和演唱，就是到济南人民广播电台进行播出表演也是直播，直播的时候很严格，所有人员都要遵守严格的纪律，不能发出任何与剧情无关的一点声响。我们做声音特效时都只是用眼精“说话”，或相互提醒。我当时还承担《白毛女》剧组外出演出的节目单制作，就是刻钢板、印歌曲，演出结束之后给，主办单位买些水果糖作为报酬，主要演员可以分到两个鸡蛋，我因为有好几份工作兼职，可以拿到水果糖和三个鸡蛋，到学校后再分给其他同学吃。那时同学的关系特别亲近，整天在一起，学习、生活什么的都是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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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夏天，参加土改的师生都陆续返回学校，此时宣布了华东大学转入正规办学，也就是成为正规大学。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激动，当年考学校就是奔着这个目标而来的。现在学校明确宣布这一办学宗旨，自然是符合全体同学的心愿。学校将文艺系改名为艺术系，文学部合并到中文系，并成立了政治系、历史系、教育系和体育系，当时华大以文科为主，一共有六个系。随后，在1950年冬天宣布学校要南迁到南京，我作为学校的学生代表曾来南京看过校舍，做些筹备工作。当时选址的校舍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大院，就是现在南京中山北路大方巷的江苏省人大的院子，那时看这个建筑物特别宏伟，这是我在济南没有见到过的大建筑。

学校准备搬迁，连1000张床都做好了，但是没多久又得到中央命令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山东要建立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华东大学不再南迁，而是要东迁。那个时候山东大学在青岛，不在济南，周总理命令迁到青岛，因为华东大学是过去解放区的山东大学。就是1945年中共华中局决定，在华中党校基础上，创办华中建设大学。后来，校长彭康率领部分干部教师和学员北上并入临沂山东大学，为了区别国立山东大学，而称临沂山东大学，解放区一批知名人士贺希明、张劲夫、张茜、夏征农、戴白韬、阿英、孙冶芳、范长江、车载、朱维基、黎冰鸿、黄源、陶官云等在校工作和执教。学校设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六个学院和预科。

到了1950年的冬天，我们就全部迁到了青岛，1951年的春天抗美援朝的宣传已经开始，到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赴朝参战，抗美援朝全面拉开。我们在青岛一面画宣传画，一面排演节目，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宣传抗美援朝的重要性。当时全国的美术界充分发挥美术的宣传与鼓舞作用，画家们以手中的画笔表现火热的社会生活与战争场面，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示出新中国初期美术创作波澜壮阔的景象。话说回来，华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合并仍沿用华大艺术系的名称。期间，又并进了山东解放区的六个文工团，团员变学员，干部变教员或管理人员，增强了艺术系的实力。那时山东大学有5个学院，28个系，2个研究所。应当说，50年代初的山东大学整体规模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不仅奠定了“文史见长”的学术特色，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外享誉甚高的人文学者，而且数理研究也取得了令世人仰慕的成绩，跻身于国内著名学府的行列。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大门，1950年）

当时，华大与山东合并成立新山大之后，艺术系的领导班子却是由华东局文化部任命的，也就是说单独任命，那时的政策我也不太清楚。山大艺术系系主任名义上是山东省文学工作者协会（即山东省作家协会前身）主席骆宾基兼任的。当时骆宾基并未参与艺术系的实际工作，主要是原华大艺术系主任臧云远负责。此时，艺术系已设立了三个专业，即戏剧专业、音乐专业和美术专业，是华东大学最大的一个系，当时学生数占全校三分之一。他还把学校的礼堂作为“实验剧场”，让学生们边学习边演出。可是等到山大艺术系组建完成后，臧云远便调走了，直到1952年华东艺专成立他才回到教育岗位，这是后话。那时，山大艺术系学制是四年制，前两年先学习共同课，积累基础知识，后两年选修专业。特别值得一说的是，50年代初，是山大辉煌的时期，文学院有所谓的冯、陆、高、萧（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历史系所谓“八马同槽”（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这12位著名教授的课程我几乎都去听过，这给我打下了很好的文史哲基础。

到了1952年夏天，大约是7月份，山大宣布华东局的高校调整方案，将艺术系一分为二，音乐、美术两组迁至无锡，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就是现在的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戏剧组迁至上海，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现为上海戏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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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山东的这个四年，华大两年，山大两年，我还是很开心的，这是我学生时代最重要的青春记忆。我在山大读书期间还出版了不少作品，一张宣传画、一张年画、还有一本合作的连环画《郝建秀》等。那时我们是供给制，一个月给我们几块钱，一块钱等于一万块，我记得我画了一张年画，那时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给了我四十块钱的稿费，轰动了整个艺术系，就请同学们的客，那个时候脑子里面很单纯，我总感觉生活很清新、很愉快。我后来提出建立艺术学，也是因为这四年的学习对我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四年里我相当于接受了一个完整的通识教育，绘画、演戏、舞美、歌唱，还有宣传工作等等。现在想起来，通识教育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指在对艺术的学习上有个全面的了解。比如，对音乐、美术、电影、戏剧、舞蹈等领域都略知一二的了解前提下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会有好处，了解其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可以打通学习、融会贯通。

二、1952-1957在华东艺专教书

1952年7月，根据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决定：全面调整华东地区的高等艺术院校，随后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当时，全国六个大区基本每个大区都有一所艺术专科学校，但北京例外，有三所院校，即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设在天津，后来搬迁到北京。另外，华东区有三所分院，分别是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后改为上海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后改为上海戏剧学院），以及在杭州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改为浙江美术学院）。因为华东区是当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这三所艺术院校虽然属地在上海和杭州，但分别挂的是中央院校的名头，所以并不隶属于华东局管，而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直接管理的院校。这样一来，华东艺专就成为华东局文化部直属的学校，而当时主要负责人就是担任华东局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

华东艺专（无锡社桥校区校舍）

由于有这层关系，那个时候学校要去上海办事特别方便，我是教包装装潢设计的，记得1953年有次带学生要去上海新华印刷厂，还有上海市一印、七印和上海美术印刷厂参观，这些印刷厂在当时都是国内最好的印刷企业，生产和接待任务繁重，一般是不接受学生实习的。但学校给华东局文化部写了信，由他们给我们开具了介绍信，我就非常方便地带学生去参观，并且这几所印刷厂还安排了技师专门给学生讲课，了解最新的印刷工艺全过程。再有学校许多老师要去上海参观学习，也都是华东局文化部负责安排。记得1954年华东艺专还在上海举行毕业音乐会，声势浩大，上海各大报纸都有宣传报道。

华东艺专时期刘海粟为校长，但他基本是住在上海，他每个学期开学和结束时都要来，发表讲话，可以看出他对教学工作是很认真的。刘海粟的讲话比较宏观，天南海北、中外古今，学了蔡元培的一套，兼容并包，这点在当时是可贵的。这里还有一段史料值得说说，是我当时打听到的。在许多版本的南艺校史里没有记载。据说，最早华东艺专成立时，内定校长不是刘海粟，而是丰子恺，但丰子恺坚决不干，所有才回到选刘海粟。这一史实真实性如何，我们来看丰子恺当时的任职是可以找到答案的。新中国建立后丰子恺一直住在上海，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又任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还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从当时选配校长人选来看，丰子恺的确是最佳人选，不仅在文学艺术界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又是参与建政工作的重要民主人士。刘海粟当选校长之后，颜文樑就挂了个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的名头，当时林风眠和颜文樑俩人都是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副院长。

华东艺专刚成立时，三个学校合并，在教师聘用和职称评定上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是公立学校，对于聘任教师开始严格起来。当时来学校任教都要求有学历，并且需要学校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批准才行。教师职称评定也要重新审核，苏州美专的教授是聘用时直接说了算，不用评，因此华东艺专一合并，苏州美专大部分教师几乎都是教授，人事处只好重新评定。当时还出现一个有趣的事，合并后山大和上海美专都有图书资料带来，唯有苏州美专恰恰相反，有老师而没有图书，估计学校搬迁频繁，大量散失了。但另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那时苏州美专对面就是苏州图书馆，为了省钱学校就要学生直接去对面图书馆借书。

其实，1953年到1957年在华东艺专这五年还是有生气的。我总觉得那个时候夏衍有些看法对学校发展很有帮助。记得1952年秋季开学后的一天下午，夏衍应邀到学校做报告，是在臧云远的陪同下来的，他登上讲台站着为全校师生作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报告，那时就觉得夏衍的文艺理论水平很高。他还着重指出艺术院校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这是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再有就是1952年，夏衍代表华东局文化部要求刚成立的华东艺专研究惠山泥人并办展览，学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就和无锡文联的秘书杨艺生一起调查。当时偶然得知惠山山顶有个“宝贝”，我们二人赶紧冒着小雨上了山。山顶上有个小尼姑庵，菩萨像旁边有一个玻璃罩，里面放的正是《蟠桃会》。这件作品了不起，神态逼真，最终《蟠桃会》成了那年春节泥人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

张道一设计的华东艺专校笺图标

起初，华东艺专教学力量不均衡，老的老，处于青黄不接，尤其是年轻人很少。老教师的积极性也不高涨，主要是刚合并那会儿，许多待遇没有明确。特别是苏州美专，早先都发不出工资。大约是1953年秋天，华东艺专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美术研究室或是叫创作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没有什么特别工作，只是挂了个牌子，谢海燕是主任，陈大羽和我是秘书，研究室主要是美术方面的教师，有教授、副教授，还有讲师和我们这班青年教师，青年教师主要是在研究室进修。记得美术史论组有：俞剑华、刘汝醴、罗叔子；技法理论组有：姜丹书、施世珍；中国画组有：汪声远、申茂之、陈大羽等，还有画油画的曾以鲁。当时，从外校分配来的青年教师也编进研究室，主要是让老教师带带。所以，研究室以年轻的助教为多，日后都成为华东艺专的教学骨干，大概有二十来个助教，其中有浙美来的，他们是林树中、刘菊清、李直、诸如樵、杨培钊等9人，中央美院有张树云、张仲则等3人，还有山大的江小芋和我等4人、以及上海美专、苏州美专等几名助教，大家轮流上课。这里要说臧云远是一位好领导，他当时竭力主张将青年教师送出到外校去培养，像苏州美专的陆国英就去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江小芋去杭州浙江美术学院进修，当时叫研究生班，大家一般进修两年以上，我特别优待，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了5年。

华东艺专音乐系民间音乐研究组编写的曲谱

华东艺专第一次招生是在上海进行的，是在1953年的夏天，当时只招了音乐系，因为美术系有好几届学生在校，教师比较紧张，就不招生了。招生地点在静安寺，是一个四合院的小洋楼，一共三层，二、三楼是戏剧学院的办公室，一楼是所很小的小学。可见，当年上海戏剧学院的办学条件也是很困难的。当时华东局文化部夏衍代表政府有个说明规划，是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要建设一个艺术城，那时虹桥机场属于上海市西郊，距市中心约十三四公里，有很大的开发的空间。所以华东艺专成立时，要求暂时离开上海到无锡过渡，等艺术城建好了再回去。

这里，还有一个史料可以说说，我们迁到江南大学，名义上是接受江南大学的全部校产。江南大学是荣毅仁的父亲荣德胜创办的，他之前主要是经营无锡纺织厂和面粉厂，抗战胜利以后有人说他是汪伪财产，要将其没收，他就拿出五万块英镑上交，结果后来查证不是汪伪财产，就将钱退还给他，他就用这些钱办了江南大学。江南大学将荣家的纺织厂改为纺织系及实习基地，还在太湖边上专门建了一个院子，提供给教师住宿。我们到江南大学时，因年久失修，校舍比较破败，物资也没有多少。比如说，原先说好江南大学有1000张钢丝床留给我们的，学校也打算让每个学生都可以睡上钢丝床，但后来一查，无锡市搞社教时都拉到郊区农场去了，结果钢丝床一张也没有剩，这笔校产就没有了。这么说，是表明50年代初期华东艺专的创办实际上是挺艰苦的。

华东艺专刚成立时，由上海美专合并来的工商美术系，系里只有一个班，大约十多个学生，以及一名负责教学的老师林沧友，山大艺术系也有一个搞工商美术的老师叫张峻，由于教学力量太薄弱，学校就决定取消这个系，但1953年春又将这个系的学生合并到杭州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来这俩位教师就转到学校教务处，负责管理教务工作。我到华东艺专又读了一年，当时根据学校需要优秀学生可以提早毕业。于是，我就提早一年“毕业”，成为“研究生”，相当于现在的助教，除了我还有张华清、刘典章，其他留校的同学都是担任行政工作，比如郭永安、宋杰是政治辅导员，再萌是院长办公室秘书等。1953年那会儿正好是留苏高潮，不少学生选择留苏，音乐系有两名学生分别去了波兰和捷克，华东艺专分配留苏名额只有一名，要求家庭出身好的学生才能去，虽然我的专业在学校名列前茅，但因家庭是城市小业主，属于出身不好的一类，我也知道自己不够资格。当时学校领导臧云远就找我谈话，说出国不了，就把你送到南京陈之佛门下学习工艺美术。现在回忆起来，庆幸自己在国内“留学”，前几年我去过苏联一趟，看他们的工艺教学跟我们国内相差很多。如果讲设计，苏联还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说到教学，在发展几年后华东艺专的整体水平真不低。比如，素描有马承镳、毕颐生，他们画的大卫石膏像是相当精致的，每个面都画得相当结实。油画的人就更多了，像曾以鲁、朱士杰、孙文林、蒋仁，他们都是我国早期有代表性的油画家，有些人曾留学法国、比利时等国，具有很好的西学背景。中国画可谓人才济济，像汪声远、申茂之、沈涛、李长白，还有陈大羽等。但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华东艺专的创作比不过中央美术学院和杭州的浙江美院。华东艺专时期史论力量比较强，像姜丹书，他随上海美专并入华东艺专任教授，1958年从华东艺专迁到南京时退休，又被选为浙江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艺术史论和艺术教育研究。俞剑华早年是上海美专教授，后又历任暨南大学教授和上海学院副院长，1952年任华东艺专教授，还是美术理论教研组组长。俞剑华对自己，也对从事美术史研究的人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帧文”、“画万幅画”的要求。他师从陈师曾，有绘画基础，擅长山水画，兼擅花卉，并工书法。这对他从事画论研究有极大的帮助。刘汝醴经历不一般，早年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进步美术活动，曾负责整理鲁迅关于木刻的讲话。后赴日本留学归国后，一度在沪买画为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上参加新四军。1940年在鲁艺华中分校任教。解放初期出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筹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1953年起到华东艺专任教。温肇桐早年与庞薰琹等美术青年在常熟组成旭光画会，倡导新美术运动。很早就出版绘画教材收入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万有文库》，30年代起就在上海美专任教。1952年起历任华东艺专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美术系副主任。我当时跟随陈之佛学习工艺美术，后来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进修，学校是想让我将来承担起工艺美术理论和图案教学，也算是补上华东艺专这一学科的缺门。其实，当时上海美专的工商美术，苏州美专有两个专业如果一直坚持办下来，现在可以办得很出色，一个是印刷科，一个是动画科，后来动画科分别合并到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电影组，印刷科也给停了。

1955年，华东区文化部撤销，撤销以后华东艺专原本是属于华东局管辖的，并不属于江苏省。此时大背景是全国支援西北发展，最突出的就是许多著名高校西迁，像上海交通大学迁往西安。这样，1956年文化部就决定将华东艺专和西北艺专合并，学校部分石膏像和图书资料都运了过去，但这个过程几经波折，刘海粟为此还给上海市高等教育管理局写信，要求将无锡的华东艺专美术系迁回上海，这一条也是刘海粟被打成右派的罪状。这话说起来比较复杂，南艺校史中有记载，说得还算真实。这里补充一点，就是1957年学校来了江苏省委任命的代理党委书记刘平，虽说反右扩大化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后来他与省委任命的校长纵翰民一起为学校最终留在江苏起到了作用。此后据说江苏省委出面说明江苏没有一所专业艺术院校，希望文化部同意把华东艺专留下来，几经磋商文化部同意华东艺专归属江苏省。这样，到1958年1月，江苏省委决定：华东艺专由无锡迁校南京，消息一传出，大家一直悬着心总算放了下来，接着是大跃进，大跃进完了之后学校就从无锡迁到南京，曾经有几个月叫南京艺术专科学校，外界简称南京艺专，这个好多人都忘了，甚至不知道还有南京艺专（许多人弄错了，以为是早先的南京艺专，那是20年代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沈蕙田先生创办的，校址在夫子庙大石坝街上，谢海燕夫人张嘉言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再后来改成南京艺术学院。现在想来，学校迁南京是对的，为江苏艺术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编辑附言：张道一先生是在他家中接受本刊编辑记者的集体采访，时间是2012年6月19日下午，采访记录整理为：夏燕靖、袁熙旸、蔡淑娟、易菲，文稿经张道一先生审定。原文两万余字，本文节选一万字）

原文刊载：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山东大学艺术系 华东艺专研究》专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张道一先生与采访者合影